复旦大学讲师得癌的反思为啥我得癌,值得大家的深思![]() 我很善良为什么会得症?如果还活着,复旦大学讲师于娟今年也仅仅34岁(2011年4月19日,于娟因乳腺癌病逝。当时医院CT报告已显示,她全身骨头发黑,脊椎弯曲,癌细胞扩散到全身躯干)。 而她短暂的人生履历,原本光彩夺目到艳煞旁人,用她的话来说,论事业,本科、硕士、博士、出国,一路过五关斩六将,拿下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头衔,回国后又在复旦大学担任讲师。而论家庭,结婚八年,育有一子,和睦美满,但这一切都随着2009年10月,于娟被检测出癌症晚期,戛然而止。
娟被告知,她连动手术的机会都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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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于娟被告知,她连动手术的机会都没有。 为了支付昂贵的治疗费,于娟卖掉了自己刚买的新房,以及父母在老家的房子,全家人不得不租房生活。于娟曾自认为身体很好,14年的病历卡上只有两三行字,她为什么一下子就到了癌症晚期?
从2010年5月起,于娟开始在博客中反思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,在将近14年的求学奋斗中,为了考研、考博和各种证书,她基本没有凌晨前睡过觉。工作仅仅一年,无论国际、国家、省市的项目她都全部揽入,而且她打算在两三年内做到副教授的岗位。于娟说她在30岁之前有着太多的欲望和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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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因为我以前就是想让自己的父母过好一点,想让孩子有一个好的教育,想换一所大一点的房子,想过得稍微舒服一点。” 一天两次的骨髓穿刺,一日几十次的呕吐,几十次痛到昏厥,无数次的化疗,不断目睹病友过世……于娟最后日子的那些经历,让她不断反思自己,也想提醒那些和她一样似陀螺般高速运转的人们。
“名利权情钱,没有一样能够带得走。到了这样的境地,什么都不重要。不希望所有人到了生命尽头,才意识到这辈子白活了…… ”
-——于娟 “为啥是我得癌症?”于娟在书中这样反思—— 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,我都不应该是患上癌症的那个人。“第一,我没有遗传;第二,我的体质很好;第三,我刚生完孩子喂了一年的母乳;第四,乳腺癌患者都是45岁以上人群,我只有31岁。” 于娟在得病前,过的是一种典型的“年轻人”的生活:饮食上“瞎吃八吃”“暴饮暴食” “嗜荤如命”;10年来不曾在12点前睡过。熬夜干什么?于娟反思写道:“聊天、网聊、BBS灌水、蹦迪、吃饭、K歌、保龄球、一个人发呆(号称思考),填充了没有堂而皇之理由的每个夜晚。” (二)于娟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: 1、我吃过很多不该吃的东西——
瞎吃八吃——我是个从来不会在餐桌上拒绝尝鲜的人。基于很多客观原因,比方老爹是厨子之类的优越条件,我吃过很多不该吃的东西,不完全统计,孔雀、海鸥、鲸鱼、河豚、梅花鹿、羚羊、熊、麋鹿、驯鹿、麂子、锦雉、野猪、五步蛇诸如此类不胜枚举。除了鲸鱼是在日本的时候超市自己买的,其他都是顺水推舟式的被请客。
暴饮暴食——我是个率性随意的人,做事讲究一剑在手快意恩仇,吃东西讲究大碗喝酒大口吃肉。我的食量闻名中外,在欧洲的时候导师动不动就请我去吃饭,原因是老太太没有胃口,看我吃饭吃得风卷残云很是过瘾,有我陪餐讲笑话她就有食欲。 另外,我很贪吃。在复旦读书时候导师有六个一起做课题的研究生,我是唯一的女生。但是聚餐的时候,5个男生没有比我吃得多的。年轻的傻事就不说了,即便工作以后,仍然屏着腰痛(其实已经是晚期骨转移了)去参加院里组织的阳澄湖之旅,一天吃掉7个螃蟹。 嗜荤如命——得病之前,每逢吃饭若是桌上无荤,我会兴趣索然,哪顿饭即便 吃了很多也感觉没吃饭一样。
2、我平时的习惯是晚睡——
其实晚睡在我这个年纪不算什么大事,也不会晚睡晚出癌症,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晚睡,身体都不错,但晚睡的确非常不好。回想十年来,自从没有了本科宿舍的熄灯管束,我基本上没有十二点之前睡过。长此以往,熬夜或者晚睡,对身体很没有好处。在查出癌症时,我的肝有几个指标偏高,因为肝功能不好不能继续化疗。
3、从来做事不细水长流,喜欢高强度突击作业——
也许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顶着读书的名头,大把挥霍自己的青春。每当我想起来好好学习时,差不多离考试也就两个星期了。然后我开始突击作业,我会下死手地折腾自己……最高记录一天看21小时的书。
4、争强好胜的性格——
“我曾断断续续接触了大概三五十多个病友。我发现,乳腺癌病人里性格内向阴郁的太少。相反,太多的人都有重控制、重权欲、争强好胜、急躁、外向的性格倾向。这让我开始反思自己:太过喜欢争强好胜,太过喜欢凡事做到最好,太过喜欢统领大局,太过喜欢操心,太过不甘心碌碌无为。
三、于娟们的生活方式错在哪里?
(一)生活方式的代价
现代社会科技发达、商业繁荣,为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貌似丰富、实则混乱的生活。我们每天都要面对无数选择,经受种种诱惑,多数人都是活在一种躁动和混乱中,无法自控。当这种忙碌形成强大的惯性,就无法让自己安静下来,并且这种生活方式多是以牺牲身心健康为代价的。这种代价是如此沉重,往往当我们发现时,就已经覆水难收了。 从流行病学角度看,不良的生活方式约占癌症成因的三分之二。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、生态环境的恶化等多种致癌因素,其实已经在这场悲剧性大幕背后隐约浮现
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、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董志伟教授说,饮食不合理也是癌症发生的重要诱因。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,改革开放以后,我国各方面各领域各层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中国居民膳食结构发生了明显的“西方化”趋势,饮食结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,动物性食物(鱼、肉、奶等)的比例显著上升,植物性食物比例明显下降 想想二三十年前,中国农民一年也就只能在逢年过节时,吃一两回肉,城市一个人一个月也就半斤肉。而现在,中国人吃肉量之巨大为世界瞩目。据联合国卫生组织和粮农组织统计,在1988至1998年的10年里,中国肉食消费水平增长了整整一倍,达到了人均 46公斤,其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。1998年,中国的肉食消费水平是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近两倍,超过了韩国和日本等高收入的亚洲国家,成为亚洲肉食消费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,接近法国、美国、阿根廷和巴西等世界上肉食消耗最大的国家。
(二)肉食与癌症有正相关
北京协和医院等单位的著名医师组成的一个医疗委员会调查显示:肉食与癌症有正相关。调查报告这样写道:“北京市癌症发病情况,1996年是1955年5.2倍。我们调查了城区的医院、居民,上个世纪大肠癌患病比例是十万分之十以下,八十年代十万之二十,九十年代十万之二十四,2001年十万之六十点四五。为什么城市里的癌症病人越来越多?跟饮食有关,吃肉多了,不吃粗粮,纤维素少了……癌症的增长率跟肉食的增长率曲线相似……” 另一个医学调查小组的报告说:“我国原是大肠癌的低发区,不足十万分之十,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食物结构的改变,肉食量的增加,发病率不断上升,达到了十万分之二十四点三一,相当于国际上中等发病水平。据研究估计,2000年以后,大肠癌发病人数将比八十年代高出1.45倍。上海地区大肠癌死亡率从 1972年到1989年增加了75%,2000年以后,大肠癌发病数将比八十年代高出1.45倍。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徐光炜教授说:“根据北京市的调查,粮、薯、豆类在食物结构中的比例已从1962年的66.3%降到1992年的34.9%;而动物及油脂类在此30年期间却相应地明显增加,即从2.8%升到23.1%。城市与农村不同的乳腺癌及结肠癌发病率,以及城市中这两种癌症发病的迅速升高显然均与此有关。” 过去人们没有吃那么好,吃的都是植物性的食物,慢性病没有那么多;现在经济发展了,开始大量摄取肉食,不吃粗粮,纤维素摄入也少了,结果就造成了癌症等慢性病的上升 2007年,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营养学研究所的专家们在《癌症研究》杂志上发表论文,提醒人们平时不要吃太多红肉,否则很容易患上结肠癌,他们已经找到了多吃红肉诱发这一病症的原因。 该研究所专家希拉 宾汉姆表示,欧洲“癌症与影响前瞻性调查项目”小组的研究员们曾花10年时间,对欧洲各国50万人进行广泛调查,发现每天摄取两份红肉,每份超过80克的人与每星期只吃一份红肉的人相比,患结肠癌的风险高出1/3。 通过分析他们的饮食结构与健康状况后发现,多吃红肉会使人大肠细胞上一种混合物含量增多,这种混合物附着于DNA上,它一旦达到一定的数目,就可能改变DNA的结构,从而增强了人体患上结肠癌的可能性。宾汉姆还表示,经常过量食用红肉也会提高人体患脑部肿瘤和前列腺癌的几率。
实际上,欧洲国家已经从饮食上控制肉食来防治癌症了。欧盟委员会于2003年6月16日在米兰“欧洲肿瘤研究所”公布了最近制定的一份防治癌症文件。这份文件确定了2015年前将欧盟的癌症死亡率减少20%的目标。此目标如能实现,每年将挽救30万人的性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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