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1年元月2日凌晨两点多钟，浑身疲惫近半年的我，终于被四十度的高烧加上桑拿般的盗汗撂倒了。这种有规律的高烧盗汗持续了三天，使我不得不搁下手中的活计寻医问药。因为那时的我正处风华正茂，心气十足的年龄，不是万不得已的情况，咋能忍心停下工作走进医院?初诊为急性肺炎，当时也没有太多的疑虑，在门诊输了三天抗菌素就又一头扎进工作中去了。

　　引起重视是在春节后的二月间，因为那一段老感觉浑身乏力，胸部也不时有一些莫名的隐痛，刚好赶上节后工作闲暇，我又到医院找熟人作进一步检查，而这一次的检查却有了新的发现。放射科医生讲：在我的左肺上有一处阴影，很像是结核一类的东西，建议我做抗结核治疗。半个多月的抗结核治疗结束后，肺部曾经像云絮状的阴影逐渐散开，那个结核块显示出更加清晰的轮廓。

        家兄获知此情又专门带找一个做胸透很有经验的朋友重新观察，并与我先前的X光片做了比较。然后把我哥哥拉到一边嘀咕了一番。过后家兄告诉我，这个大夫讲：“你弟弟肺上这个东西要么就没啥事，要么就是大事!”听了这些话，我才意识到问题似乎有些超乎想象，便赶忙带着全部的检查资料到省肿瘤一位权威家中求证。尽管求证的过程比较简短，但“这是一张典型肺癌的X光片”的结论，无疑像晴天霹雳击碎了我心中所有的梦。
       
       刹那间，我由一个曾经的国家二级运动员，一个被同学同事公认的壮汉沦落为癌症患者。这种突变和强烈的反差是让任何人都难以接受的。而那一年的我还不足33周岁。

　　接下来的病理活检报告无情的印证了那位专家的预判，病例报告显示，我得的是左肺中心型小细胞未分化癌，病灶4*2*2cm，伴有锁骨上淋巴转移。尽管有强烈的抵触情绪，尽管又四处托人找国内许多专家求证，但最终还是无法推翻先前的结论。

　　用自己的理性所能接受的事实(罹患癌症)一旦确立，要想保持冷静和从容是非常困难的。心中极度的愤懑和无奈，像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在我的周身急速蔓延，并无情地摧毁我的精神防线。那段时日里，再好的天气，再好的环境也扭转不了我沮丧的心情;平时再喜欢做的事儿都丝毫勾不起兴趣。就像是一个行将临池的死囚犯，默默地等待大限的到来。

　　我是从91年的三月开始入院治疗的。按照一般程序，医生在患者入院时总是要和患者做一个简单的交流，以便书写病案。尽管木已成舟，但心存侥幸的我还是想趁着家属不在跟前，从医生口中套出些能够提振我信心的东西。对话是这样展开的：“医生：我得的是什么病?”“你真想知道吗?”我点头默许。“你得的是小细胞肺癌。”“这种病能治好吗?”“说实话不太好治。”“能手术吗?”“不能!”“为什么?”“一是因为你这种类型的癌细胞太活跃，易转移;二是你肺上的肿块位置长得不好，在肺门处贴近主动脉血管，手术风险太大。”“那该怎么治疗?”“按常规，小细胞肺癌对化疗药物敏感，首选化疗。”“像我这种情况，大概还能有多长时间?”“按临床分期，大概是6—11个月。”

　　和医生的对话让我领会到两层含义：一是这病不好治;二是最多还能活11个月。这就意味着我的生命在那个时刻已进入了倒计时。

　　当人知道自己的确切死期，生活对他还会有什么意义?当时对我而言，治疗，就是一种形式。是一场让家人宽慰，医生尽责，我本人领受的真人版的舞台戏。结局也非常明了，那就是以我的死亡而闭幕。

　　但是明了归明了，该受的罪还是免不了的。尤其是化疗。这种治疗形式给我身心带来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来准确表述的。以至于到后来我对它的态度是：再化疗，我宁死!

　　我始终弄不明白，化疗在癌症治疗上究竟能有多大作用?以至于能让它成为半个多世纪、全世界范围内独霸肿瘤临床治疗领域的不二法门。看着身边因它而一个个倒下的病友，我不仅是迷茫，更是痛惜!如果世界医学是秉承这种管治不管活的理念对待病人，我觉得还不如放弃这种野蛮、残忍甚至是愚蠢的治疗模式，让那些癌症病人自我主张，寻求活路。最起码他们活的过程不痛苦，有尊严，有质量。

　　在1991年3月—9月近半年的时间里，我经受了两个周期的化疗，期间行左肺A干动脉成形术，紧接着又做了一个周期(20个电)的放疗。治疗结束后的各项检查发现，我的右肺、食道、眼底等多个部位又有转移迹象。这种结果对我的打击是强烈的。按常理，全面的治疗过后应该是促进疾病的好转才是，既便是不好转，总应该保持现状吧?怎么会越治越糟糕呢?那么接下来的治疗还有意义吗?从那一刻起，我既往的绝对尊崇医生的立场开始动摇了。更加糟糕的是，医生当时对我病情的快速蔓延一筹莫展。不久，我便从家人那里听到“你将活不过今年的11月份”的医学判定。我几乎愤怒了。

　　反正已处于绝境了。那个时候，再企盼依靠外界的力量来扭转困局显然是不现实的。摆在我面前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，按自己的想法，寻找相应的手段去做最后的拼争。我的转变里充满着复杂多样的情感，里边既有对人生的眷恋，也有对亲人的不舍，更有对医学判定的逆反。我决定按自己的意愿走完自己的最后人生，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动摇和懊悔!

　　其实，当一个人真正能把死放下，剩余的几乎都是生门。我当初并没有想到自己能活多久，哪怕是一年也是一种奢求。我只是想着只要自己当下活着，就该按自己的意愿完成所需，不考虑任何无关和不切实际的事。在和家人沟通过后，我基本确立了自己最后时日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：每天坚持必要的气功锻炼;坚持必要的中药治疗。除此以外，保障必要的营养供给和睡眠时间。再有剩余时间就找些能让自己轻松开心的事情去做，比如弹弹吉他，打打桥牌，间或和朋友去河边垂钓，以调剂自己的生活情趣。

　　敢于突破勇于担当

　　至今想来，连我自己都不理解，为什么那样一个全身转移的晚期小细胞肺癌病人在23年后的今天依然活着。仔细盘点，自己在整个康复过程里确实没有比别人特殊的地方。我的治疗路径大体如下：确诊后，进行了一个周期的化疗---在北京行左肺A干动脉成形术---接一个周期的化疗---又接一个周期的放疗(20个电)，治疗结束后出现右肺转移、食道转移、左眼底转移(还附带着初诊时的左锁骨窝上淋巴转移)的局面。随即医生宣布不治。出院后，吃中药三年、练气功三年、吃了一年半的鸦胆子油乳(注射用)、肌肉注射胸腺素一年半。

      这就是我当时的全部治疗内容。那么有人会问，你就凭这些就把自己从死亡的境地拉过来的吗?如果从表象看，我的确就做了这么多的努力。而且我一直以来都对所有关注此事的朋友们讲，我的治疗内容和过程与大多数癌症朋友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，甚至还远远不及。那么这种质的转变究竟是在哪个环节起了作用?这只能从治疗和药物以外的方面寻找答案了。

　　院方曾明确地向我的家人表态：“这个病人的病情极度恶化，有可能活不过当年的十一月份”。家族内部也因此产生过一定的恐慌。作为我本人而言，对自己的死期也是有心理准备的，只是从求生本能讲不想让这一天来得太早而已。回顾自己半年多的治疗过程，可以说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，而每走的一步也都是在医生的科学指导下完成的。

     正像当年一位参与我治疗的沙主任所说：在你的身上已经把现代医学最好的办法都用上了。即便是在这样完美的治疗模式，仍未阻挡住癌魔肆虐的步伐，这又能说明什么?结论恐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现代医学的最佳配置也控制不了癌症的蔓延。那么作为一个年仅33岁的男人而言，要想继续生存，只能从现代医学模式以外的领域寻找破解的方法。

　　通过对前面经历的反思，使我对治疗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，那就是无论外界怎么讲，自己一定要结合自身感受。凡是经过自己的亲身验证是无效的东西就没必要坚持，并且后续治疗必须由自己来做主，因为这种治疗关乎人的生命安危，不能让别人来承担这样重大的责任。

　　大量的参阅有关癌症康复书籍资料和现场走访抗癌明星们，我最终决定：把中药治疗和气功锻炼作为自己有生之日的不二法门。不管这条路能把自己送多远，我都无怨无悔!在接下来三年多的时日里，我每天必须坚持的只有两件事，一是6-7小时的郭林气功锻炼;一是上下两晌中药。基本是风雨无阻，雷打不动。我之所以能够在2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活着，除了选择方向的正确，还得益于坚定的执行力。往往有些事情光有想法是不够的，必须把想法和行动完美结合才能最终成功。

　　有关中药治疗，我的理解是：正规医院的、从事中医肿瘤临床治疗多年的医生，有一定数量的康复病人，在患者中有一定的口碑。而且选医生不要朝秦暮楚，人云亦云的跟风。我觉得除了上述选择医生的原则以外，还有个投不投缘的问题。比如对医生的第一印象，是不是你能认可和接受的。假如你觉得他行，就应该把自己放心大胆的交给对方，不论治疗的过程里出现什么不测都不要轻易动摇。

       坚信对方的能力，坚信对方能够治好自己的病，既是一种信念，也是一种能量。或者说这里边蕴藏着良性的心理暗示和正能量的活动，它在你们相互信赖和努力的基础上就会产生良好的预后。

　　我是一个生性固执的人，一旦主见生成是很难被动摇的。我又是一个崇尚忠诚的人，一旦我认定的人或事被确定后，我都会始终不渝的追随到底。这可能是我成功抗癌的特有品质。而现实中，我接触的很多病人很少具备这种特质，我相信，坚守这种品质会给更多癌症朋友带来生机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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